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戚发轫:简版中国航天史
日期:2010-09-05 来源:光明日报 点击次数:  字体:[][][

 

    如果有人为戚发轫立传,这部传记看起来一定像一部简写版的新中国航天史。

 

    这位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,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航天事业的重大节点:新中国第一发导弹“东风一号”,新中国第一枚三级运载火箭“长征一号”,新中国第一颗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,新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“神舟一号”,新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“神舟五号”。据说,他的名字是辽宁复县西瓦村一个私塾先生起的,等他上了中学之后才知道,“发轫”的意思是“新事物开始出现”。

 

    2010年,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40周年。纪念座谈会上,戚发轫的发言最长。“很多人准备了稿子,我没准备。”他记得当年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,可以连续讲几个小时,说到关键处,会有泪盈于睫。

 

别人都可以去,只有戚发轫不能去

 

    “东风二号要加大射程、提高运载能力。但我们当时确实没有经验,1962年去酒泉基地发射时,点火不久就掉下来了。那时候对我们刺激特别大,你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,上去眼瞅着就掉下来了。当时我们觉得无地自容,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。”

 

    1957年,北航毕业、刚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(中国首个专门研究导弹和火箭的研究院)的戚发轫,从来没见过导弹。

 

    “当时没有学导弹专业的人啊,只能找学航空的人。我们是搞导弹的单位,但很少有人见过导弹。”这个百十人的导弹骨干队伍里只有一个人见过导弹、研究过导弹,这就是五院(今空间技术研究院)第一任院长钱学森。

 

    一个简陋食堂成了教室,老师是钱学森,学生是包括戚发轫在内的新分配大学生,课本是钱学森自编的《导弹概论》。除了自力更生,当时还有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在,也算是一个“拐棍”。虽然创业艰难,但是干劲无穷。

 

    1958年,好消息来了——研究导弹的年轻人可以到莫斯科茹可夫斯基航空军事工程学院学习!只是苏联人不接受军人到军事学院学习,他们只好脱下军装,准备通过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。但不久,一个坏消息也来了——苏联方面再次通知,别人都可以去,只有戚发轫不能去!

 

    “我都准备好了——婚也结了,衣服也做好了。但是不能去。因为什么呢?因为我是学总体的,其他搞强度的、搞工艺的、搞材料的、搞气动的都可以去,只有搞总体技术的人不能去——怕获取核心技术。”

 

    所谓“总体技术”,在航天技术里是指用最可靠的技术、最少的代价、最有利的配合、最有远见的前瞻性,制定出最可行方案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。通俗地说,学总体的人就是准备干总设计师的人。导弹技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,苏联人怎么会让一个中国人去观其全局,然后再研制出自己的系统呢?戚发轫受的打击不小。

 

    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。由于中苏关系恶化,不久苏联专家也全部撤出了中国,并带走了有关资料。当时首枚导弹“东风一号”已经在研制中,这种不负责任的突然“撒手”,从小处讲是要留下一个“烂尾工程”,从大处讲是想人为切断中国的导弹研究进程。

 

    “这件事对我个人、对我们航天战线来讲是莫大的刺激,既是一种屈辱,也是一种激励。‘自力更生’的航天精神就从那时候开始——靠别人靠不了啊,只能靠自己。”

 

    苏联专家曾留下这样的警告:作为推进剂的“液氧”,必须用苏联的,中国的“液氧”杂质太多。中国人不服,“液氧”的沸点是-183℃,怎么从苏联运?如果不全程高压就变成“气”了,这是在设障。他们坚持用自己生产的“液氧”发射,到底把“东风一号”送上了天。

 

    “东风一号”用了苏联的图纸资料,“东风二号”就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用了。“东风二号要加大射程、提高运载能力。但我们当时确实没有经验,1962年去酒泉基地发射时,点火不久就掉下来了。那时候对我们刺激特别大,你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,上去眼瞅着就掉下来了。当时我们觉得无地自容,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。”这次发射失败在当年是机密,戚发轫和同事带着政治和技术上的双重压力回到了北京,再接再厉。两年后,“东二”成功发射了。

 

    “东二”算是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。过了这一关,中国导弹和火箭研制之路才开始顺利起来。“东二”发射的同年十月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戚发轫接着就参加了“两弹结合”。1966年十月份 ,两弹结合成功。接下来的“东风四号”、“长征一号”,他负责了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,都顺利发射成功。

 

    这些成功留给戚发轫的印象都不如“东二”失败那么深。几十年后,戚发轫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说,“科学实验要经得起失败、宽容失败,我们现在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不允许失败哪有人敢创新?”只有和航天相伴一生的人才能指出行业中症结所在,戚发轫这段大实话在网上广为流传。

 

德新社的报道写道: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

 

    “搞卫星的和搞运载火箭的还不同。到了‘星箭分离,卫星入轨’这一步,人家运载就完成任务了。当时一喊‘星箭分离’,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——‘小伙子,成啦!’我说不成,还得等着,还没听到《东方红》乐曲呢。”

 

   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与“文化大革命”几乎同时开始。就因为这个原因,在戚发轫接手总体设计工作之前,“东方红一号”总负责人的岗位已经几易其主。

 

    前几任分别是赵九章、钱骥、孙家栋。赵九章因为“文革”的不公平待遇而自杀,钱骥、孙家栋则因为莫须有的原因而被迫卸任。当时掌权的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提出了一个办法——按“巴黎公社”原则,普选负责人。投票结果,戚发轫票数最多,当了一个不伦不类的“组长”。

 

    技术压力非常大。卫星天线要做展开试验,但当时既没有设备也没有试验场地。设备只能自己改装,场地是向中科院力学所借的一间仓库。这种实验危险性大,卫星天线一旦折断就会伤人。戚发轫只能给同事们每人找个了包装箱盖儿当护板,从缝隙里观察卫星旋转时天线的反应。就这样找到了天线折断的症结。

 

    更大的压力是政治压力。第一颗卫星,第一次上天,还要播放歌曲,播放的还是《东方红》!这种压力若以戚发轫大实话版本演绎就是:“(卫星)要是唱着东方红掉下来了,这不相当于红太阳掉下来了么?这简直是杀头之罪。”

 

    所有的相关人都加入了这场有关《东方红》的讨论,也包括钱学森。有人提议加一个过载开关,卫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接通播放东方红,达不到就不接通。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:过载开关也是新的,可靠性如何保证?万一该接通时不接通怎么办?最后,钱学森只好把这个问题带到北京,请周总理决定。

 

    1970414日,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钱学森、任新民、杨南生、戚发轫等一行。在听完汇报后,周恩来点了戚发轫的名字。

 

    “卫星可不可靠呀?”

 

    “可靠。”

 

    “上天以后,《东方红》会不会变调?”

 

    戚发轫沉吟了一下,“凡是能想到的,凡是地面能做实验的,我们都做过了。”

 

    “那这样吧,你们回去写个报告,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转场时间。”

 

    这下戚发轫紧张了,大实话也上来了:“总理,不行啊。卫星与运载火箭已经对接、水平放在运输车上等着转运到发射阵地了。我们只做了四天四夜横放试验,电解液不漏。再久了就无法保证电解液不漏。”

 

    “为什么不多做几天试验呢?”语气已略带责备。

 

    戚发轫马上回答:“原因在我,是我们搞总体的没有向负责电池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。”

 

    周恩来当时说了一段话,至今戚发轫还能一字不落地重复:“你们搞总体的人,应该像货郎担子和赤脚医生那样,要走出大楼,到各研制单位去,把你的要求老老实实告诉人家,让人家知道应该怎样做工作。”当向记者谈及这段话时,这位在研制“东方红”过程中曾晕厥、曾阑尾穿孔、曾被抄家的总设计师真诚地说,“我很服气。”

 

    报告仍旧得写,不过有了“四天四夜”的限制,一切就要从速。当夜的国防部大楼,若干办公室通宵亮灯——任新民负责运载火箭的一级二级报告,杨南生负责运载火箭三级报告,戚发轫负责卫星报告。三人写完要交钱学森,钱学森改后要交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,罗舜初改后要交国防科委主任王炳璋,王炳璋改后要在15日凌晨6点前送到周恩来手中。层层接力终于换回了一个重大批示——“政治局同意卫星发射安排”,也换回了一个重大要求——“万无一失”。

 

    1970424935分,“长征一号”载着“东方红一号”直上云霄。一声“卫星入轨”,全场沸腾。

 

    除了戚发轫。“搞卫星的和搞运载火箭的还不同。到了‘星箭分离,卫星入轨’这一步,人家运载就完成任务了。当时一喊‘星箭分离’,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——‘小伙子,成啦!’我说不成,还得等着,还没听到《东方红》乐曲呢。”

 

    酒泉发射基地已是一派狂欢景象,祝捷大会马上开始。有人喊,“戚发轫,上去说两句啊!”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。十五分钟长似一个世纪,950分,国家广播局来电:“收到卫星播送的《东方红》乐曲,声音格外清晰洪亮。”他仍旧忍着,一言不发。

 

    90分钟后,卫星绕地一周,新疆喀什站报告:收到太空传来东方红乐曲。万千感情瞬间决堤,他站起来大喊一声:“我们成功了!”已是哽咽难言。

 

    新华社马上发出喜报,天安门广场上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人们开始狂欢庆祝,街道和乡村的百姓团团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《东方红》,《参考消息》将所有外媒报道集中了一整版,其中德新社的报道写道: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。

 

    那一天如在眼前,满头鹤发的老科学家说起来,眼中尽是氤氲之色。“真不容易啊,那时候的负责人没有任命,也没有人在乎这个,就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干。”在一个派别林立、人心复杂、气氛压抑、组织涣散的特殊背景下,一群知识分子竟被“家国天下”这么形而上的理想紧密地集合在一起,如何不算一个奇迹。

 

    几十年后,当这段历史要刻在为纪念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而建的“百星墙”上时,人们竟不知该在“总设计师”一栏中填上谁的名字。为了确定这个问题,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原则:发射时谁负责谁就是总师。按照这个标准,总师是戚发轫。

 

    戚发轫说,我不同意。“‘东方红一号’当年没有任命总师,只有前仆后继的科学家群体。即使写一个人,也应该是孙家栋。”“百星墙”最后刻上了戚发轫和孙家栋两个人的名字。

 

    他很少说这样有些“煽情”的官话,绝大多数时候,都是这样的大实话:“他们老让我讲,我说我没啥可讲的,我就是‘第三个馒头’,前面人家都干那么多事了。”

 

我的窍门告诉你,你也学不去

 

    “一个德国同行问我,你们一年发射两艘飞船,这么快,有窍门么?我说我的窍门告诉你,你也学不去。俄国人规定,搞载人航天产品,不能晚上加班,你们德国人规定,周一和周五不做重要的精密性工作。而我们中国人呢,白天、晚上、星期六、星期天就是这么干。他喊:‘你那是违法的!’我说,‘为了迎头赶上,我们只能这样干了。’”

 

    1992年,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,决定走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之路。随后,载人飞船立项,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总设计师。

 

    在之前的二十年中,戚发轫一直在“放卫星”——“东方红一号”、“东方红二号”、“东方红二号甲”、“东方红三号”、“风云二号”,“中星22号”,已经磨炼出一支同甘共苦、团结协作、顾全大局的通信卫星研制队伍。那一年他59岁,即将退休,最大的愿望是“每天能回家陪老伴儿吃晚饭”。本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完美谢幕了,原来浓墨重彩还在后面。

 

    到处可见这样的新闻题目——“戚发轫:花甲之年掌帅印”;系统内也有这样的疑问——“戚发轫一个老头带一帮年轻人,能行么?”他自己心里也很忐忑,花甲之年重新披挂上阵、拓土开疆,这确实为难。但他这一辈子,从来没有不服从组织安排的时候,六十岁也一样。

 

    任务是“争八保九”(争取1998年保证1999年发射神舟一号);困难是两个,一个是“文革”造成的人才断代,所谓“老头+小伙”的队伍,一个是很多关键技术没有经过太空环境下的考验。“神舟一号”要解决的关键是舱段连接和解锁技术、调姿和制动技术、升力控制技术、再入防热技术以及回收着陆技术。七年一剑,戚发轫打的是持久战。

 

    1998年初冬,展现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的北京航天城,一派繁忙景象。“当时形势确实很好,几艘做地面试验的飞船也拉出来了,做力学试验的、做电性试验的、做热真空试验的,如火如荼啊。”在江泽民同志的这次视察之后,“神舟首飞”与“五十年大庆”、“澳门回归”一起列为1999年中国的“三件大事”。

 

    19991120630分,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 “神舟一号”升空。10分钟后,青岛站完成双向捕获:飞船准确入轨。

 

    张万年将军当场致贺词:“‘神舟一号’飞船成功发射,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重大突破,是中国迈向新世纪的一座新的里程碑。”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。

 

    场景似曾相识,人也还是老样子——戚发轫刚听完贺词就马上乘专机从酒泉赶回北京航天指挥中心,监测返回情况。他要等船行一天安全返回指定区域,才会觉得大功告成。

 

    千禧年之后,中国航天事业日行千里。20011月,神舟二号发射;20023月,神舟三号发射;200212月,神舟四号发射。速度之快,世界惊叹。

 

    “一个德国同行问我,你们一年发射两艘飞船,怎么这么快啊?你们有什么窍门么?我说我的窍门告诉你,你也学不去。俄国人规定,搞载人航天产品,不能晚上加班,只能白天工作。你们德国人规定,周一和周五不做重要的精密性工作。而我们中国人呢,白天、晚上、星期六、星期天就是这么干。他喊:‘你那是违法的!’我说,‘为了迎头赶上,我们只能这样干了。’”

 

    他的头发全白了,“陪老伴吃晚饭”的诺言从未兑现。“神舟二号”之后,他也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。2000年,他的夫人姜福玲被检查出肺癌,当时已是晚期,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。

 

    这位一生默默支持丈夫无怨无悔的女士,在病床上迎来了和爱人团聚最多的时光——每天晚上十点,戚发轫都会从航天城匆匆赶回,陪伴她一个小时。“神舟二号”正在攻坚,这一个小时已是奢侈。

 

    大出医生的意料,她一直坚持了十三个月——直到“神舟二号”发射成功之后才辞别人世,如同竭尽全力地给了丈夫最后的支持。

 

    “她这一辈子,就在为我作牺牲。”除了“东方红一号”,这是另外一件一提起就让戚发轫泪水难抑的事情——即便是十年之后的今天。

 

跟老戚办事,吃不了亏

 

    “以前我们搞卫星的时候,除了电源系统,其他系统都是我们五院自己研制配套的,统筹非常简单。现在呢?我们搞总体,上海八院负责一部分,部队的航医所负责一部分,有效载荷部分是由中科院负责。他们都不属于你的编制,行政上不受你的领导,工资奖金也不是你发的,人家能都听你的?很难很难啊。那靠什么?那就靠公正公平公开呗——跟老戚办事,吃不了亏。”

 

    戚发轫渐渐感到另一种艰难。

 

    不是那种从零开始研发导弹的艰难,也不是顶包装箱做卫星试验的艰难。中国航天已经有了完整的人才梯队、雄厚的技术积累、一流的设备水平,曾经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。

 

    中国正在面临社会转型,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,市场机制日渐成熟。1999年,和“神一”发射几乎同时,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成立,体制和机制都在进行着新的解构与结构。

 

    “神舟五号”有13个分系统、600多台设备、70多万个软件程序、300多根电缆、80000多个接点,还有300多个协作单位。“以前我们搞卫星的时候,除了电源系统,其他系统都是我们五院自己研制配套的,统筹非常简单。现在呢?我们搞总体,上海八院负责一部分,部队的航医所负责一部分,有效载荷部分是由中科院负责。他们都不属于你的编制,行政上不受你的领导,工资奖金也不是你发的,人家能都听你的?很难很难啊。那靠什么?那就靠公正公平公开呗——跟老戚办事,吃不了亏。”

 

    王道本乎人情。在中国,一个机构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与道德示范往往会弥补制度上的欠缺,并带动敬业作风的形成,戚发轫也许就胜在这一点上。

 

    军旅作家李鸣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他请戚发轫看电影的情形。“电影开映后,戚发轫神情专注,脸上表情十分丰富,看到高兴处,竟拍手叫好,像一个终于逃离了学校和家长的孩子!没过一会儿,他就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,坐在电影院看电影,感觉真好!当年我们看电影都是在露天坝里看,我简直没想到,现在的电影院都发展到这么高级了!看来,以后退休了我得多看几场电影。”

 

    20分钟后,一个电话又把戚发轫叫回了航天城。那是20038月,距“神五”飞天还有两个月。

 

    他在技术上已经非常镇定。2003年同年,美国“哥伦比亚号”7名宇航员罹难,巴西“VLS-1”火箭爆炸导致21名工程技术人员遇难。有记者问他,如果飞船在上升和返回过程中出事了怎么办?他回答说,“神舟五号”有8种救生模式,180多种故障对策。计算机的70万个程序中有30%是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,另外70%都是在故障情况下发挥作用的。

 

    1015日,“神舟五号”发射成功。戚发轫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,“‘神六’肯定会交给年轻人了。”

 

    他还说,他很想念妻子姜福玲,见证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升空,曾是他们共同的愿望。

 

    2009年共和国的六十年大庆,戚发轫作为科研行业代表登上了“科技创新”方阵的彩车。他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西装,满头银丝在镜头中很醒目。游行的群众队伍在彩车旁边整齐地呼喊着口号:“科技探索,强我中华”,谁都能看出戚发轫的表情里有万千话语。四十年前,一个银光闪闪的72面近似球体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科普场馆、科学读物和文艺作品中,成为雕塑、成为模型、成为影像,成为了科学的象征,成为了人们回顾“文革”十年时少有的能津津乐道的话题,成为了一个民族即使陷入浩劫也未丧失元气的标志。四十年后,“神舟”与“飞天”成为中国社会话语系统的关键词之一,成为连妇孺老幼都在谈论的热点,成为某种大国崛起的象征。

 

    科技改变一个民族,戚发轫深知。(刘文嘉)

 

(责任编辑:张晓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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